企業負擔重？部委舉證：這“鍋”不該讓稅收來背！
2017-1-6 14:31:56 點擊：
“老子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只有把束縛老百姓手腳的繩索都解開了，才能真正發揮13億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
1月4日，2017年開年首個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總理用老子這句已經傳頌超過兩千年的話來詮釋改革的無止境。
企業最期待的改革是什么？玻璃大王曹德旺吐槽中國企業稅負過重后，這便成為了2016年12月以來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今年開年，權威說法來了。
企業負擔重，稅收不能“背鍋”
就在開年首個常務會議上，李克強明確表了態：“最近有聲音認為企業稅負過高，其實仔細掰開來算細賬，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企業成本高在哪兒，還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換一個理解方式，企業負擔重，稅收不能背鍋。緊接著，1月5日，財政部官網刊發答記者問，主題就是企業稅費負擔問題。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指出，近十年來我國涉及企業的兩大主要稅種稅制改革，體現了普遍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相結合的政策導向，是有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
是哪兩大稅種？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以去年11月為例，當月我國增值稅共錄得3787億元，企業所得稅為601億元，而全國稅收總收入為8554億元，這兩大稅種占比將近一半，并且絕大數來源都是企業。
從近十年的稅收改革來看，為企業減負始終是方向。2008年，我國對企業所得稅制進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五條：
一是取消內外資企業差別待遇，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
二是法定稅率由33%降為25%，如果進行國際比較，這一稅率屬于中等水平。
三是將原來以區域優惠為主的稅收優惠體系轉變為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
四是對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企業和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分別給予15%和20%低稅率優惠。
五是對西部地區鼓勵類企業執行15%低稅率優惠。
“從以上改革措施不難看出，企業所得稅改革，是按減輕企業稅收負擔設計的，同時也重點支持了高新技術企業和西部地區企業的發展。”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說道。
增值稅也是同樣的方向。
僅拿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來說，企業購進服務、不動產等支付的增值稅都可以抵扣，當年減稅就超過5000億元。
再來橫向比一比，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說，從稅率來看，我國增值稅的標準稅率為17%，在世界上160多個實施增值稅的國家和地區屬于中間水平，同時還設置了13%、11%、6%三檔低稅率。
總理發話：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稅收不背鍋怎么辦？總理講的很清楚，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制度性交易成本又稱體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
“有些根本沒有名目的‘費’，監管者對企業是說罰就罰、說繳就繳，企業的成本怎么能不高？”李克強說。
學者的研究能佐證這一點。根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的研究結果，就稅收負擔而言，我國的真實情況是：以規范的稅收收入、財政收入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但以政府收入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偏高。
馮俏彬說，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政府收入的多元化所致，在稅收之外的各類費、基金、社保繳費、住房公積金乃至土地出讓金、國有企業收入等占比過大。
以2015年為例，全部政府收入共計24.48萬億元，其中稅收僅為12.49萬億元，占51%；而稅外收入卻占到49%的比例。
馮俏彬說，在各項政府性基金中，當前企業意見****之一，是面向絕大多數企業征收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這項基金自1992年開始收取，至今已有25年。
劉俊在北京經營一家環保設備企業多年，他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企業并不大，屬于初創型企業，目前擁有員工30人左右，每年要交5萬~6萬元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已經相當于一個員工工資的水平。
按照馮俏彬的說法，與殘疾人有關的各類保障是社會福利支出的一部分，應當由公共財政保障，其收入也應來自于一般公共收入。專列名目收取經費的做法，確實陳舊過時，應當及時清理。
政府各類收費還只是一方面，“許多收費的中介服務是和行政機關暗中連在一起的。企業不經過這些中介服務，就別想拿到必要的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這就給企業造成了直接的負擔。”總理嚴厲說道。
就此，一位不愿署名的上市公司董事長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五險一金”等都是小頭，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中介費、評估費等領域的支出。
他的原話是這樣的：類似于環評的項目評估很多評估是政府規章制度中硬性要求做的，企業投資的項目一般比較大，投資規模過億元，項目評估費一般有一個基數和一定比例，基數一般是要幾百萬元，上千萬元也很正常。這一塊只有有限幾家做，有些根本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三方中介機構，能談價的空間有限。
涉企收費還要再清理，“紅頂中介”也跑不了
本屆政府成立以來，已經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措施。
目前保留的中央級政府性基金減少到23項，中央級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少到92項，其中，涉企收費68項。各地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大大減少。
下一步怎么辦？財政部的答案很簡單，總結起來就八個字：繼續減少，公開透明。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我們將與有關部門進一步清理規范涉企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范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和標準。在財政部門戶網站公開中央和地方行政事業性收費目錄清單，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但他也坦言，涉企收費問題比較復雜，除了行政事業性收費外，還有中介服務收費、行業協會商會收費等經營服務性收費。
話外之意，有些內容恐怕并非在財政部的管轄范圍。但“紅頂中介”們是肯定跑不掉的。
1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當天就決定，在本屆政府已取消230項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行政審批事項基礎上，再取消民辦學校招生簡章和廣告備案核準、棉花加工資質認定等53項許可，取消與法律資格認定鐵路運輸基礎設備生產企業審批等有關的20項中介服務事項。
李克強總理強調：“一定要下決心清理不規范的中介服務，特別要堅決整治‘紅頂中介’！”
1月4日，2017年開年首個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總理用老子這句已經傳頌超過兩千年的話來詮釋改革的無止境。
企業最期待的改革是什么？玻璃大王曹德旺吐槽中國企業稅負過重后，這便成為了2016年12月以來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今年開年，權威說法來了。
企業負擔重，稅收不能“背鍋”
就在開年首個常務會議上，李克強明確表了態：“最近有聲音認為企業稅負過高，其實仔細掰開來算細賬，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企業成本高在哪兒，還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換一個理解方式，企業負擔重，稅收不能背鍋。緊接著，1月5日，財政部官網刊發答記者問，主題就是企業稅費負擔問題。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指出，近十年來我國涉及企業的兩大主要稅種稅制改革，體現了普遍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相結合的政策導向，是有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
是哪兩大稅種？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以去年11月為例，當月我國增值稅共錄得3787億元，企業所得稅為601億元，而全國稅收總收入為8554億元，這兩大稅種占比將近一半，并且絕大數來源都是企業。
從近十年的稅收改革來看，為企業減負始終是方向。2008年，我國對企業所得稅制進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五條：
一是取消內外資企業差別待遇，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
二是法定稅率由33%降為25%，如果進行國際比較，這一稅率屬于中等水平。
三是將原來以區域優惠為主的稅收優惠體系轉變為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
四是對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企業和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分別給予15%和20%低稅率優惠。
五是對西部地區鼓勵類企業執行15%低稅率優惠。
“從以上改革措施不難看出，企業所得稅改革，是按減輕企業稅收負擔設計的，同時也重點支持了高新技術企業和西部地區企業的發展。”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說道。
增值稅也是同樣的方向。
僅拿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來說，企業購進服務、不動產等支付的增值稅都可以抵扣，當年減稅就超過5000億元。
再來橫向比一比，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說，從稅率來看，我國增值稅的標準稅率為17%，在世界上160多個實施增值稅的國家和地區屬于中間水平，同時還設置了13%、11%、6%三檔低稅率。
總理發話：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稅收不背鍋怎么辦？總理講的很清楚，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制度性交易成本又稱體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
“有些根本沒有名目的‘費’，監管者對企業是說罰就罰、說繳就繳，企業的成本怎么能不高？”李克強說。
學者的研究能佐證這一點。根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的研究結果，就稅收負擔而言，我國的真實情況是：以規范的稅收收入、財政收入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但以政府收入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偏高。
馮俏彬說，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政府收入的多元化所致，在稅收之外的各類費、基金、社保繳費、住房公積金乃至土地出讓金、國有企業收入等占比過大。
以2015年為例，全部政府收入共計24.48萬億元，其中稅收僅為12.49萬億元，占51%；而稅外收入卻占到49%的比例。
馮俏彬說，在各項政府性基金中，當前企業意見****之一，是面向絕大多數企業征收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這項基金自1992年開始收取，至今已有25年。
劉俊在北京經營一家環保設備企業多年，他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企業并不大，屬于初創型企業，目前擁有員工30人左右，每年要交5萬~6萬元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已經相當于一個員工工資的水平。
按照馮俏彬的說法，與殘疾人有關的各類保障是社會福利支出的一部分，應當由公共財政保障，其收入也應來自于一般公共收入。專列名目收取經費的做法，確實陳舊過時，應當及時清理。
政府各類收費還只是一方面，“許多收費的中介服務是和行政機關暗中連在一起的。企業不經過這些中介服務，就別想拿到必要的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這就給企業造成了直接的負擔。”總理嚴厲說道。
就此，一位不愿署名的上市公司董事長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五險一金”等都是小頭，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中介費、評估費等領域的支出。
他的原話是這樣的：類似于環評的項目評估很多評估是政府規章制度中硬性要求做的，企業投資的項目一般比較大，投資規模過億元，項目評估費一般有一個基數和一定比例，基數一般是要幾百萬元，上千萬元也很正常。這一塊只有有限幾家做，有些根本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三方中介機構，能談價的空間有限。
涉企收費還要再清理，“紅頂中介”也跑不了
本屆政府成立以來，已經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措施。
目前保留的中央級政府性基金減少到23項，中央級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少到92項，其中，涉企收費68項。各地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大大減少。
下一步怎么辦？財政部的答案很簡單，總結起來就八個字：繼續減少，公開透明。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我們將與有關部門進一步清理規范涉企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范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和標準。在財政部門戶網站公開中央和地方行政事業性收費目錄清單，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但他也坦言，涉企收費問題比較復雜，除了行政事業性收費外，還有中介服務收費、行業協會商會收費等經營服務性收費。
話外之意，有些內容恐怕并非在財政部的管轄范圍。但“紅頂中介”們是肯定跑不掉的。
1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當天就決定，在本屆政府已取消230項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行政審批事項基礎上，再取消民辦學校招生簡章和廣告備案核準、棉花加工資質認定等53項許可，取消與法律資格認定鐵路運輸基礎設備生產企業審批等有關的20項中介服務事項。
李克強總理強調：“一定要下決心清理不規范的中介服務，特別要堅決整治‘紅頂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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