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散，崗位甚至開始回流發達國家。

薪資已經顯著增長，再加上2010年起，中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占比就在不斷減少。中國亟需尋找新的維系增長的方式。

不過，前期壓低報酬來保證高投資回報還是獲得了一定的原始資本積累。在電商等新興行業，中國適齡勞動力，還有他們的薪資增長，依然有充分的空間。

為什么說中國的低成本優勢在喪失？

除去我們熟知的更低成本的東南亞國家以外，中國的低成本優勢，還有幾個其他威脅。

一是東歐的成本優勢。我們常常忽略東歐作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事實上，上海（1135美元）、北京（983美元）和深圳（938美元）的月薪中位數都比克羅地亞（887美元）要高。而上海的月薪也要比立陶宛（956美元）和拉脫維亞（1005美元）高。

而且，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也在悄悄發生變化。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顯示，2010年起，中國適齡勞動人口（15-64歲）的比重就開啟了下滑趨勢。

還有一方面，福布斯專欄作家Kenneth Rapoza指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事實上對全球的制造業勞動力成本起到了定價作用。他甚至稱，中國對美國勞工市場的攪局程度，不亞于亞馬遜對傳統零售業的破壞。

這可能帶來的結果是：如果歐美工人想要加薪，他們得先指望中國工人加薪。明顯地，這對其他國家來說不像是一件好事情。

離開中國的制造業都去哪里了？

制造業紛紛轉向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而部分發達國家的企業，還出現了回流本國的現象。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一項針對約三千家企業的調查顯示，2016年，有8.5%將崗位、工廠或是業務從中國回流日本，而十年前首次進行這一調查時，該比重只有6.8%。

崗位與機會都回到日本，日本由此開啟了金融海嘯以來最長的經濟擴張期，GDP連續六個季度增長。對于日本企業來說，除去開拓東南亞市場以外，回到本國并不難理解：日本原本就是比中國更為老牌的制造業國家，中國漸漸沒有了成本優勢，日本的制造業質量更有保障，還能幫助提振本國經濟，何樂而不為。

而美國，我們都看到特朗普上任以來，一直在吶喊著要讓崗位回國；而外資企業，從滿世界買買買的軟銀（Softbank）到蘋果的老朋友富士康，都向特朗普口頭應允大筆投資、大量就業。

歐洲方面，歐盟一直試圖把技術成熟、成本低廉的東歐國家納入聯盟，以便分享勞動力的便利。上文中提到的月薪低于北上深的克羅地亞，在2014年才加入歐盟。

中國還可以做什么？

曾經的低廉勞動力成本優勢，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機會。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曾經提到，過去，中國經濟總體上走了一條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和低效率的發展道路，為了實現工業化，長期實行低工資和低福利政策，通過人為壓低勞動報酬、人為壓低消費來保證高投資率，由此獲得資本的原始積累并保持經濟持續增長。

中國在過去37年間，人均GDP增長了約20倍，而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約13和14倍，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分別有30年和26年低于GDP增速。

不過，低成本的優勢正在消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也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早已經意識到，缺乏技術含量的簡單代工已經不能維系，因此有了“中國制造2025”，中國期望以此真正提升制造業水平。

而另一方面，前期壓低報酬來保證高投資回報還是獲得了一定的原始資本積累。依然相對富足的勞動力，就業機會也不只是來自外國廠商。在電商等新興行業，適齡勞動力，還有他們的薪資增長，依然有充分的空間。

而部分走在前面的巨頭中資企業，早已入駐海外市場，甚至打入了消費和服務領域。包括阿里、途家和摩拜等在近期進入日本市場的企業，已經被日媒稱作“紅色經濟圈”。